国完全可以待价而沽在让英国人出把血，同样中国加入协约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件事一成，中国只要稍微耍些手段或是光明正大的将战舰开过去，德国人肯定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到时候完全可以做到不费一枪一弹便可以接收这个港口，从而作为插在日本人心口的一把尖刀。
手头上的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很快便被出售出去了，工商银行、江南船厂和一系列与造舰相关的产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国家也得到了巨额的税收并且从中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分成。这一切看上去是很美好，但是工商银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投资都能够像这两笔战舰交易这么顺利，这么有把握，虽然这并不是一榔头买卖做过之后便不会再做了，但涉及到这种政治、金融高风险的巨额投资，工商银行只有在得到谭延闿的亲自授意之后才回去做。
显然在这个时代是工商银行在海军装备制造市场上大举投机的良好时机，也正是因为这两艘战列巡洋舰的高价售出使得工商银行的领导层原本是对谭延闿的不满一夜之间转化成“决死效忠”。这两笔巨额交易的成功也使得中国银行界的洗牌——与工商银行关系密切的天津本地财团所组建的金城银行因为在北京市政改造中与工商银行的无条件配合，使得金城银行成为工商银行最密切的盟友，而广州财团的利华银行、丰金银行则强烈要求以让出华南市场份额的代价换取对广州黄浦船厂的风险投资。
谭延闿通过工商银行和手中的船厂资源牢牢的将天津和广州的财团捆绑在自己的战舰上，而他的大沽船厂和黄浦船厂则接受两地财团的风险投资，进一步排斥了和他若即若离的山西财团。山西财团过于保守，其实山西财团的实力远比新兴的天津财团和死灰复燃的广东财团实力雄厚的多，但是由于山西财团的保守使得他们连续错过银行和海军装备风险投资的最佳时机，而中国的大型重工业除了国家掌控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和保定制造局之外，基本上都握在谭延闿的手中，山西财团想要介入重工业领域非常困难，除非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工业代言人，可是这又谈何容易？
江南船厂是谭延闿的非卖品，战列舰交易自然是要集中在江南船厂的身上，不过随着中国海军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小型作战舰只和辅助舰只的身上，大沽船厂和黄浦船厂的机会就来了。以1909年的中国造船业形成以国内三大造船厂领衔，多如牛毛的中小型船厂为辅助，借助世界海军装备市场和国内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风潮，赶上这发展的
手头上的这两艘战列巡洋舰很快便被出售出去了，工商银行、江南船厂和一系列与造舰相关的产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国家也得到了巨额的税收并且从中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分成。这一切看上去是很美好，但是工商银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所有的风险投资都能够像这两笔战舰交易这么顺利，这么有把握，虽然这并不是一榔头买卖做过之后便不会再做了，但涉及到这种政治、金融高风险的巨额投资，工商银行只有在得到谭延闿的亲自授意之后才回去做。
显然在这个时代是工商银行在海军装备制造市场上大举投机的良好时机，也正是因为这两艘战列巡洋舰的高价售出使得工商银行的领导层原本是对谭延闿的不满一夜之间转化成“决死效忠”。这两笔巨额交易的成功也使得中国银行界的洗牌——与工商银行关系密切的天津本地财团所组建的金城银行因为在北京市政改造中与工商银行的无条件配合，使得金城银行成为工商银行最密切的盟友，而广州财团的利华银行、丰金银行则强烈要求以让出华南市场份额的代价换取对广州黄浦船厂的风险投资。
谭延闿通过工商银行和手中的船厂资源牢牢的将天津和广州的财团捆绑在自己的战舰上，而他的大沽船厂和黄浦船厂则接受两地财团的风险投资，进一步排斥了和他若即若离的山西财团。山西财团过于保守，其实山西财团的实力远比新兴的天津财团和死灰复燃的广东财团实力雄厚的多，但是由于山西财团的保守使得他们连续错过银行和海军装备风险投资的最佳时机，而中国的大型重工业除了国家掌控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和保定制造局之外，基本上都握在谭延闿的手中，山西财团想要介入重工业领域非常困难，除非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工业代言人，可是这又谈何容易？
江南船厂是谭延闿的非卖品，战列舰交易自然是要集中在江南船厂的身上，不过随着中国海军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小型作战舰只和辅助舰只的身上，大沽船厂和黄浦船厂的机会就来了。以1909年的中国造船业形成以国内三大造船厂领衔，多如牛毛的中小型船厂为辅助，借助世界海军装备市场和国内航运业跨越式发展的风潮，赶上这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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